毕业三十年：致我们曾经飞扬的青春
重要的是珍藏和品味往事中的美好
看到曾经飞扬的青春
——谭英（1987级建筑）
懵懂入门迎来新世界
高考一结束，我就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去探望外公外婆，回家后录取通知书已经在那里等我多时了。考上清华是意料之中，但我对于建筑系学什么以及以后干什么一无所知。报专业时自然很多人出主意，从事机床行业的父母知道我喜欢画画，而且愿意和人打交道，所以希望我可以学习比机械工程更有趣味一些的工科专业，挑来挑去选中了建筑系。感谢父母的开明和勇敢，让我走进了他们完全不了解的新领域。
建筑系的课程从数学物理到画法几何，又从素描水彩到平面设计，还有测绘、写生、考察、计算机绘图、结构、声学、历史、英语，最后就是各种题目的设计课，真的十分丰富，每一门课都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而1987年从五湖四海来到清华建筑系的90多位同学性格各异，五年大学生活的酸甜苦辣大家都自有感受，其中总有一些值得珍藏的美好画面。
宿舍小集体的美好
我所在的新斋919房间在三楼一条走廊的近端，住着六位女生。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位来自北京，分别是北大附中的程海青，安静优雅有条不紊；石景山九中的刘蓬，认真严谨快手快脚。另外三位是来自长春的于晋玲，美丽内敛极有自己的主意；长沙的张展，敦厚随和笑容可掬；佛山的梁晓红，小巧玲珑的体育健将。
尽管因为空间狭小引起的碰撞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大家熟悉以后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团结的集体。记得第一个初冬，我们迷上了在下午锻炼时间一起去圆明园长跑。那时圆明园的一个小侧门离我们最近，而且不是旅游旺季便不收门票了。我们就从这里跑步进去，再拐到荒岛上的小径。夕阳西下，蒹葭苍苍，一片荒凉之美，令我们叹息和留恋。
之后大家在清华园的生活各自绽放开来，宿舍小集体的活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毕竟朝夕相处，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早已变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和关切。海青曾经是和我一起去锻炼、吃饭、打水、打扫宿舍卫生的最好的搭档；曾经跟着晋玲去学吉他；有一年寒假即兴上了火车，跟着晓红到佛山逛街。有一次出游，好心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了可怜的张展，害得她摔断了一颗门牙，花了不少的钱，幸好没有毁容。而岁月流转，当我结婚时，是刘蓬和她的老公陪同我去民政局登记，又作为唯一的同学代表全程参加了我的喜宴。
殊途同归结缘清华
大学的最后一年，住宿条件有所改善，同样的房间只住5个人了，所以每个宿舍要调出一个人组成新的宿舍。我自告奋勇搬进了820宿舍，同宿舍其他4位除了美丽泼辣的川妹子胡炯以外，都是北京人，有周琰、张兰、翟爱华。
最后一年，大家都有了各自的计划，除了偶尔晚间的闲聊，宿舍里的共同活动很少。这时我们发现张兰、周琰和胡炯都在本系本年级的男生中寻到了心上人，而我和爱华作为剩余的单身自然在一起的时间会多一些。尽管我们两个是上下铺，但是彼此谦让和包涵，一直保持着非常礼貌的距离，互不干扰。但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变成了知心朋友。那是一个夏天的周日，我们都从家里回到了学校。宿舍里燥热，我们俩决定出去吹吹风。和往常一样路边有卖西瓜的小摊，一元一个薄皮小瓜。但是天天吃，甜得发腻。于是我俩想到去小杂货店买冰镇啤酒。来到杂货店，我们问掌柜的有没有冰镇啤酒。他说当然有，但是要到后面的冰箱里去拿，然后看着我俩问：“要几瓶？”我俩顿时觉得如果只要一瓶似乎就不值得他去跑一趟了，而且会被他小看，于是相互望了一眼以后说：“来两瓶吧。”
我和爱华一人拿着一瓶啤酒，燕京大瓶那种，走回宿舍门口，知道房间里面还是很热，于是决定就在新斋山墙锁着不用的小侧门前台阶上坐下来，直接对着瓶子口喝起了啤酒。这是我今生第一次给自己买啤酒喝，尽管夜色已经笼罩，心里还是觉得路过的人们都在看我们这两个握着酒瓶喝啤酒的女孩。没有什么下酒的配菜或点心，尽管肚子有点撑了，但还是觉得专门买的冰镇啤酒，放热了太可惜，所以两个人硬逼着自己把啤酒喝完了。那天坐在台阶上聊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但是经过这件事，我们俩的距离感突然被化解了，我们的友谊和交往一直延续到现在。后来爱华在比利时的一座桥上邂逅了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友终成眷属，而我的老公尽管是个十足的瑞典人，但也经历了清华建筑系的陶冶拿到博士学位，算是清华校友，也是我的同学。这样我们820宿舍的女生们都与清华男生喜结良缘。
选定专业方向，人生启航
进入大学五年级，我选择了城市规划专业方向。毕业设计的选题是研究北京旧城居住区改造，具体地点是北京西城二环内的官园地区。同一个毕业设计组的同学有广西的杨晓春、四川的邓志勇和新疆的李天兵。我们的工作从详尽的现场调研开始，记得就在研究范围内的一个地下室的旅馆里住了一个月，每天从早到晚观察和记录胡同里的生活，还进行了非常基本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部分是我的主要任务，除了收发问卷，最重要的是对抽到的居民进行访谈，因为很多居民不太愿意自己填问卷，我们就结合问卷和居民交流，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想法。
这第一次旧城居住区调研对我后来的影响非常大。说来汗颜，我从高中开始在北京上学，大学五年级时已经在北京8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好好地了解过北京的胡同。在我的感觉中，那里神秘、封闭，可能还隐藏着危险。但是经过一个月的实地调研，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的故事太精彩了！而且我从那时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再看任何小说，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的生活、我身边的真实故事比小说更精彩。
这次调研和毕业设计中的收获和感受，决定了我后来博士研究的方向，从这个项目开始，在以后的4年里，我调研了北京的4个旧城区和4个旧城改造的居民安置区，还有泉州的4个历史街区。旧城更新中的居民和社会问题成为我的博士研究课题，这些调研也让我走出学校，走进社会课堂，拥抱多彩人生。
直博生涯受益终生
去年10月1日收到吕俊华先生的讣告，那张熟悉的照片，虽然变成了黑白，却正是我印象中吕先生永远的样子，神采奕奕、自信、有风度。
我第一次见到吕先生是1992年报博士生时和导师面谈，那时她刚过60岁，我成了她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弟子，因为我是硕博连读，那时大学都还没毕业。可能是因为自己心里没底，所以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严厉，特别是她认真听别人说话时习惯性地皱起眉头。她总是一丝不苟的打扮让我觉得她很有学者风范，但是有点古板，难以亲近。后来听说了关于她的故事，她是一位传奇人物，而对于我来说是真正的恩师。在她严肃的外表下，有一颗勇敢坚强活泼智慧的心。
谭英（左3）与吕俊华老师（左4）、同学合影
我选定导师后，就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助教生活，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接待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学生、访问学者。吕先生对各种形式的交流都敞开大门，和我同时的博士生最多时有另外四位，其中一位是来自美国、MIT毕业的艾丹，另外一位是来自瑞典、后来成为我老公的倪岳瀚，有时还有一两位硕士生加入进来。这个强大的国际化团队是我们组能承担很多国际交流的良好基础，而且吕先生还经常和系里别的教授们合作，雪球越滚越大。
我本科毕业就一无所知地踏上了5年的硕博连读旅程，现在回想起来，吕先生指导博士生的方式非常大胆创新。我感到她深知博士生导师的任务不再是教给学生什么，而是支持和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世界。她认真听取我们每个学生自己的想法，一边为我们加油一边带着谦逊和好奇追随我们的探索。她不仅十分放手地鼓励我们自己尝试和发展，而且积极创造机会让我们参加各种研讨，与学术界的专家们近距离交流。
1995年年初，吕先生的好友、当时挪威特罗赫姆理工大学建筑系主任Harald教授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到挪威交流和学习，并为我精心安排了在北欧各国考察旧城更新的历史和最新动向，特别是其中的社会经济问题。吕先生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使我能够成行，在北欧学习考察了一共4个月。回国后我才听说吕先生已经因患胃癌接受了手术，将胃切除了5/6，并继续接受化疗。我真正接近和了解吕先生也是从这以后开始的。
1995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再见到吕先生时是在她家里。由于化疗造成了脱发，她戴着一顶简单的白色医疗帽，面色晦暗，十分消瘦，说话也缺少气力。她一定也知道我们所有人的担心，但是她显然是下定了决心，要完成自己作为博士生导师的任务，也许这种责任感也给了她振作精神战胜癌症的力量。那时我和另外几位同门博士生都正面临博士论文开题，这是我们进入博士论文阶段最重要的环节，从此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每个月一两次在吕先生家里小组研讨，也正是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在吕先生公寓客厅里的学术沙龙越来越红火起来。
从1993年开始，吕先生有时会邀请国际友人到自己的家里作客，我长期住校，在组里年纪又最小，所以经常作为助手接送带路，有时帮忙做些接待准备，并有幸参与这些非正式的交流，偶尔帮忙翻译一下，也得以结交了很多国际友人。在每次研讨中，每个人会报告自己的研究进展、思路、问题等，在共同的讨论中互相交流和启发。回想起来，吕先生总是带着巨大的兴趣聚精会神地倾听，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或予以鼓励。她也非常尊重每个人的特点和情况，鼓励每个人发言。如果某个人进度慢了，她会表示担忧，但是同情每个人的具体条件，很少批评或提要求，而是说这样恐怕难通过，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如果来不及的话就申请延长一点时间。
后来，吕先生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起来，逐渐可以多吃一点东西，重新开始唱歌，吕先生的公寓客厅里有了越来越多的欢声笑语。我们的博士生沙龙不仅一直延续到吕先生正式退休，而且逐渐扩展了一些更广泛的半正式的学术聚会，吕先生总是说：“我在家泡好红茶等你们，你们想吃什么自己带上。”有时人多得只能搬出所有的小凳子坐，但是不管是国外教授，还是国内专家、局长、总工，来参加过的人都很享受和赞赏这种平等开放的研讨氛围。那真是一段谈笑有鸿儒的日子。
吕先生一直主持一门重要的研究生课程，就是近现代中国住宅，我为这门课做了多年的助教。在这门课上，她开创性地采用了邀请多位校外专家讲课的方式，来讲课的多是她在康居住宅专家委员会里的好友。每位专家都将自己在中国城市住宅发展领域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最新的洞见，浓缩在这短短3个小时的课程中，而吕先生也一次又一次地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认真聆听。
在我准备博士论文的阶段，吕先生介绍我去拜访和请教了数位专家，专家们都十分友好和认真地接待了我，诚恳地给我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都关切地询问吕先生的情况，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吕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的敬重和赞赏。多年以后，看着我的博士论文专家评审意见表上一长串的签名，我才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吕先生怎样的惠泽。
那时，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带着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气和好奇，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探索。我常常因为了解到新的知识和信息而兴奋，十分乐于在组里分享，但是有时会表现得沾沾自喜，甚至自以为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我有时也显得幼稚无礼，有时候吕先生对我的表现不满意我还觉得委屈。以致于有一次吕先生很无奈地对我说：“谭英，你以后要吃苦头的！”尽管那时我只有模糊的理解，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刻提醒我自省和收敛。感谢恩师的教诲，让我少吃了很多苦头。
原以为清华大学毕业又被推荐攻读博士学位，就已经到了顶峰。通过五年的博士学习和在清华建筑学院任讲师的3年后，我发现自己是刚刚从井底爬出来开始认识世界的那只青蛙。2000年我离开清华时有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感觉自己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作为讲师，常常觉得自己一手学一手卖。但下决心离开多少有些愧疚，似乎辜负了清华大学和老师的培养。当我决心已定、怀着忐忑的心情向吕先生表达自己的不安时，吕先生用一种生气和斥责的口气说：“谭英，你要走就走吧，不要以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离了你就不转了！”这句话一是解除了我的纠结，二是打击了我的自大，对我来说是恰到好处。我结束了在清华大学13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二十年间柳暗花明
离开清华来到瑞典的头两年，生孩子和学习瑞典语，除了家庭以外，我没有任何社会角色，感受到自由和真实的自己。从租小公寓、领救济金、在最便宜的超市买打折商品开始。通过瑞典语学习班，我也结交了来自全世界的各色朋友。
躁动狂想之后，我回归专业，机缘巧合进入了北欧最大的建筑设计和工程顾问公司。我的任务是开拓中国市场。那时突然发现自己虽有博士文凭，但是面对要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经过一个又一个里程碑，Sweco集团的中国市场发展起来了。
拿到博士学位后的十年里，我经常觉得博士期间学的东西太杂，不怎么有用。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在清华期间所接受的从建筑到规划的基础教育和外延知识，为我构建了比较全面的知识框架，特别是在硕博阶段广泛地学习和了解了城市交通、城市社会学、文化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统计学、社会调研、社区参与、历史保护、城市更新等城市规划相关领域，为我今天理解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在瑞典公司工作了20年，但是我始终专注于中国的城市规划项目，没有荒废所学，且带领国际团队为中国的城市发展贡献了一些力量，也算不辜负母校的培养。在项目过程中，很多场合下，会遇到清华的老师和校友，如果是建筑系的，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就像是见到了娘家人。每一次在中国出席会议，或者在瑞典接待中国领导，自我介绍时清华的经历总让我感到自豪。这种时候我感觉到自己既代表我所在的国际大公司，也代表清华人。
谭英（左2）、倪岳瀚（右2）夫妇全家福（2022年元旦）
毕业30年，今昔不管身在何处，老同学们不仅千里共婵娟，而且借助网络真正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关心着许多共同的话题，经历着殊途同归的人生旅程。
本文刊载于《清华校友通讯》2022年春季号（复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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